或许就像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一样，你无意识中踏进了苏宁、国美却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面对美的和荣事达，你坚决的选择美的，而你却不知道是什么影响着你的选择，正如卡珊德拉所断言的，我们缺少注意域，或许是因为到青春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广告崇拜”的时代而全然不知。

按照消费观念的转变为依据，消费观念的更新且持有可消费能力的人现在正在我自己的事业拼命的工作、工作、再工作，假使我们把媒介接触习惯作为媒介选择的重要依据而放到目标群体的空间里，我们将会看到早上起床吃早餐赶公交（自驾车上班族也没有早上看电视的时间），中午下班回家后需睡大约两个小时的午觉，况且有些公司中午是没有明确的休息时间的，（据我在某些广告公司了解的）广告从业者正面临着这样的负荷，下午回家后有忙着做家务的，有看报纸的，（因为这类人大多数已经有小孩了，而这段时间将会被小孩无理的占有。）晚上还会有散步的，或者在电脑前为明天的工作而准备（教师甚是如此），他们还要为明天的工作保持充足的睡眠，匆忙的生活节奏总是让他们感到困顿不堪，根据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CMMS07数据表明，当今的可以被广告影响的准消费群体对户外媒体的接触机会将会日趋增多，甚至在总体量化上超过了电视媒体，尤为车身广告和公交站牌广告。

就像户外广告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晴雨表，是一个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外在表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样，户外广告作为城市的装点工程已被纳入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项目之列，正如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所提出的，城市形象构成要素包括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户外广告已不再是单纯的“广告主和媒介公司密切合作后构筑的世界”了，因为“城市不是某一人建造的，而是服务于众多背景、性格、职业、阶层各不相同的人，因此设计者应该使用所有的形态特征，创造一个尽可能丰富的拥有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的城市。”正如我们从沿海城市往纵深处的“山城”窥视到或者探听到的那样，时下的事实并非那样的理想，重庆的户外广告着实需要有一些大的抄牌。

伴随着全国户外媒体的整合风潮，山城的户外媒体似乎有些无动于衷，他们径直的埋着头尽量的进行“圈地运动”或“地域割据”，纵览全局，重庆的户外广告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而微缩到某一地域，则是有些千篇一律，甚至不乏有些牵强，可以说正是重庆羽翼未丰的户外广告为其原始形态的坐落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更不用说进行一种深层次的进化和嬗变，同样是这一种原始形态为重庆今后的户外广告发展埋下了伏笔，在没有改观和形成规模效应之前，他们将会面对更多的“冬天”，虽然有些从一线城市退居下来或者看到一线城市竞争惨剧的媒体公司想借助着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一直在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而努力，可毕竟势单力薄，没有真正的形成可冲击和引导变革的力量，户外广告一直在迷迷糊糊中发展着。

户外媒体广告的载体形式是户外广告最直观，对城市印象影响最直接的，重庆户外广告在这些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的在意，理所当然，当户外媒体提供商深刻的意识到户外媒体与户外广告近乎连体婴儿，而户外广告只是简单的为目标受众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时，这一切都不是值得费解的，当我第一次在XX教授的讲座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教授给我的解答是这是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所致，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看似粗糙的矛盾将会慢慢的被调和，当我向一个媒体提供商提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给我的回答是他们必须为他们提供的媒体考虑成本，我带着这个疑问审视户外媒体的时候，偶然间发现XX大桥上的媒体形状正在朝我臆想的方向演进，整座大桥上的灯箱广告就像蝴蝶的各种造型，可是当我还没来得及为其拍手称奇的时候，这些广告又全都正本归原了，令人很费解的是，究竟是谁在幕后左右着户外媒体形式？广告主？媒介公司？目标受众？政府？还是目前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工业形态钳制了户外媒体形式的多元化，就像80年代初还没有沐浴到改革开放春风的人群还穿着刻板拘谨的旗袍或中山装一样，他们必须中规中矩。

从其城乡结合的发展体系中可以彰显出来的，重庆作为一种共同文化的胚胎，其对大众文化的塑造确有其独特的魅力，广告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子文化形态，其对大众的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尤为重要，但在重庆的户外广告方面凸显出来的，却有些稚气未脱的味道，广告原始的经济属性在与重庆的发展过程并未真正的调和，在户外房地产广告中尤为突出，“广告已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文化渗透，一种散发着‘铜臭’的文化形式”，由于利益的驱使，许多广告主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信息对目标受众的传达，极力的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对目标受众的生活进行浸入，伴随着这种一味的硬性介入而来的是信息的粗俗与泛滥，甚至形成物极必反的态势；受限于社会发展程度，他们把这里的消费者看得如此的理性，广告主们正在为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源而感到苦恼，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却做出了不约而同的决定，似乎人们旨在追求一种物化的价值，当然，我们可以从重庆人一向耿直的区域性特征来寻找理由，但当所有的信息都如出一辙的打扰着消费者的生活空间的时候，一种心理的警备和厌恶将无从释然，只顾于传达信息的户外广告对人文主义的责任并没有得到承担，消费者将由此对广告产生恐慌和不安，虽然他们为这真实的信息而声嘶力竭的呼喊，也难免规避广告的诱骗之嫌，当我的同学对一个房地产进行实地调研而发现信息与实际情况的背离，这不得不成为一个引证的事实，尤其是本土广告公司，理应重新审视这种文化形态与传播策略。

广告大师伯恩巴克说：“广告创意是赋予广告生命和灵魂的活动。”被誉为广告教皇的大卫•奥格威则说：“没有好的创意，广告充其量是二流作品。”“如果你的广告的基础不是上乘的创意，它必遭失败。”许多创意大师一致的认为，户外广告是一个创意表现最佳的选择，电视有声画结合，但受时间的限制，广播却只能在声音上做创意，但户外广告则突破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不要把户外媒体狭隘的认定为只有喷墨或绘制的路牌灯箱之类的就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创意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在法律框定的范围内进行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企业的自助媒体宣传企业形象上尤为凸显，许多企业或广告公司打着创意的旗号，他们也在为力图营造一种广告“新概念”而进行探索，根源于一种“羊群心态”，且不说僭越伦理底线的创意是怎样遭扼杀的，创意的越位现象却已比比皆是；对于重庆的户外广告来说，创意不止被限定在法律的范围内，还被媒体提供商的平台所禁锢，就像一张A4的画纸，你只能在素描或水彩等方向上选择，其他的你无权改变，这种根源将产生于媒介公司于广告公司相对独立而计较成本上，他们所作的广告是那样的平淡无奇，无论是文案、图景或是编排均没有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大众文化的愉悦，至于技术的超越更是举步维艰。

在于广告的诉求点方面，他们自始至终总是最大限度的复制或模仿，例如靠山依山、靠水傍水、炫耀个性、家庭亲情等；在户外广告的投放上，他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走马观花似的，而在媒体的占有方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大度确实令人感到惊诧，但这不是各个竞争品牌的错误，他们的和谐可以追溯到他们甚至可以容忍自家门前的户外广告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当然，没人能清楚的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明智还是一种愚蠢，唯一可以说明的他们的预算花得有些身不由己。

正如我翻遍《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却只能看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地方可作，什么地方不可以做只在他们一念之间一样，重庆的户外广告并没有一个切实的规划，户外广告与城建的离异更是常有的事；重庆经济快速发展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大量需求中所暴露出的矛盾使得很多广告主担忧，他们往往要为这不周的城市规划而付出代价作为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他们今天所投放的户外广告兴许明天就会被拆除，相关部门只是答应理赔损失，而这种损失往往是一时难以计算的，除了可物化的衡量，他们的损失将很难得到完整的弥补，正是由于这种不尽完善的管理体制，往往滋生着人们最为讨厌的城市牛皮癣，媒介提供商无法管理，市容市貌的相关机构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媚俗广告更是鞭长莫及。

不可预示的可能

“如果我们想走到一起成为一个群体，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当我们仔细的在为这种所谓的“共同的文化”而苦恼时，一个以文化为典型的社会正在形成，“我们将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转变成了同质的人口”也不再是一种偶然，广告—这种嗤之以鼻，从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许多学者污蔑为垃圾—亦即在这种文化形态中被文化研究者悉心剥离出来，“广告位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补之记录”，然而，在大众文化冲破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夹缝而盘踞一个传播时代的时候，对广告内容停留在浅表层次上为典型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批判自始就没有真正的调和过。

当人们对电视广告的接触机会自从那个“遥控热”的时代开始渐渐萎缩的时候，尼尔森陷入了沉思，美国三大广播网说什么也无法相信，因为“事物发生的速度比以往几十年都快，每个人必须学习如何接受这个加速变化的新世界。”对于户外广告来说这一趋势则不然，也许历史学家没有把历史看得苍白，户外广告则是老老实实的历数了历史的风雨和沧桑，就像它的形状一样，一向继承着传统文化的它置身在霓彩世界里显得有些刻板和怯意；如今电视广告被遥控器搞得面目全非，广播广告也被调频弄得诚惶诚恐，报纸和杂志广告更是遭到白眼，这些是目标受众引以为自豪的，生活的烦恼使得人们脱离了原来可以被预测的媒体使用习惯，并且看来这种情形越来越多的发生，户外广告的优势将由此被凸显出来，一种强行介入的广告形态在我们为与传统媒体对抗胜利的庆功宴上再三举杯的时候悄悄的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在一定的区间内，你可以创造收视听率为零的记录，同样可以创造阅读率为零的记录，但你无法创造注目率为零的记录，其作为一种文化在各目标群体之间交叉感染，谁也无法料想它将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20世纪的广告比其他任何单一的因素更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没有什么比“大宝，天天见”更让人觉得合乎情理和让人省心，工业文明精心装裱的“涂鸦文化”弥漫在我们生活的街头巷尾，我们看的是广告，听的是广告，用的是广告，吃的是广告，呼吸的同样是广告，我们被户外广告包围着，虽然人们有时讨厌它的喋喋不休，或许也不理睬它所推介的商品，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它的操纵，接受了它对生活的诱导，尤其是随着快速流通的商品的出现，我们经常消费的是广告而不是商品，现代广告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教会及学校相匹敌。广告主宰者宣传工具，在公众标准宣传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伴随着人们对精神或物质生活层次的追求而来的是人们每天除了正常的工作以外的时常为生活琐屑的事情而烦恼，中低收入者尤其如此，广告的造次让他们为生活甚是担忧，例如纽崔莱的公交站牌广告中提到“你的免疫力在下降”，广告往往在你心安理得的时候为你制造一些恐慌，甚至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是失眠还是精神分裂症，你只要跨出家门，不管上下前后左右，各种猜测向你迎头砸过来，当你从上公交一直到下公交，这种恐慌还是没有被下定论的时候，或许你真的崩溃了，你急着要住进医院的时候，一个救世主将会在你动身之前向你出售救赎的机会，在你正庆幸这场呼之欲来的灾难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们会派遣天使来追问你“幸福吗?”“广告通过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既能成为成功、幸福的筹码，也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因此千万不能忽略生活小事，即便是洗发液、牙膏这些小东西也要好好的选择，充分利用，让他们帮助我们一起走向成功，给我们带来快乐。”“幸福就是永远被善意的欺骗。”广告让我们有些无地自容。

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却显得有些勇敢，他大胆的向广告发出警示之言“我们西方文明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和麦迪逊大道所代表的一切做斗争的结果。”言辞是如此的尖锐，对广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足以发人深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为这种文化浸透殚精竭力，广告作为文化转嫁的伴娘一起渗透将无可厚非，“外企在十年前就开始对中国消费者进行品牌形象的文化渗透。大量的广告宣传，各种传播渠道的配合，使人们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外来的品牌及其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无论是路牌所标示的西洋名字或我们勉强的进入双语时代，还是户外的些许引人注目的材料均被烙上西风东渐的印记，是的，户外广告在历史上就已经有过，并在各个历史时期曾盛行过，但却没有今天如此的猖獗和疯狂，让许多传播学家寝食难安的是，正如商家过度炒作情人节以提高鲜花的销售量，倡导圣诞节的狂欢而让饭店酒楼座无虚席一样，广告上的西风劲吹，无疑对西风东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种文化的殖民和入侵我们似乎显得有些麻痹大意了，广告文化就如同喷绘印刷一样总是以最快的速度从流水线上生产和炮制，然而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文化的痴迷比晚清统治者的梦更让人感到潜伏的危机，他们甚至对这种质疑开始横加指责，他们不情愿相信国人是聪明的，对于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XX学家们可能真的有些小题大做，太过于杞人忧天了；户外广告还是那样的现实，看得见，摸得着，它可以让受众踩在印有“I’m lovin’ it ”标语的红地毯进入M形的大门，它还可以让你带着红色的帽子站在圣诞树旁拉着圣诞老人的手用NOKIA的手机轻声的说一句，“My dear,Merry Christmas!”没有人会感到费解，因为许多企业都会在同一天通过户外广告向公众解释并敦促着你也必须跟着这样做，其实这一切最现实的回答是我们都受雇于为金钱而疲于奔命的社会，我们不得不为资本而妥协，“广告艺术化、夸张化的虚假受金钱，竞争市场氛围的种种诱惑走向泛滥而无自控。”所以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似乎户外广告的绝大多数均被一种西方文化所占据了。论文出处(作者):